观念的囚徒:
哈耶克从未过时,却注定是少数
文:沥泉 编:先知书店
20世纪初,美国结束了长达40年的“镀金时代”,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发展最快、经济最繁荣、拥有最多“美国梦”的年代。之后的故事也与今天类似——“镀金时代”的巨富们纷纷“退场”,知识分子的形象大面积“坍塌”。
“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群体是如何‘退场’的?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福赛尔和哲学家安·兰德曾探讨过这个“可怕的话题”:
一百年前的美国顶级富豪们,热衷于演讲、出书,同大众交流和传播经验,希望一生的成功之道不至于被历史埋没,能作为人生导师帮大众理解世界的秘密——尽管它们曾千金不换。
一百年后,这一群体从媒体、榜单和公众视野中彻底的消失了——从纽约第五大道搬到长岛、新泽西和佛吉尼亚的小镇离群聚居,谈到财富时“谨慎、一言不发”,永远藏匿起来。只有认为“华尔街操纵世界”的阴谋论者偶尔提到他们。而还热衷于同大众对话的,多是刚暴发的新贵,和市面上所谓的“成功学”——一些穷人写给另一些穷人看的书。
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这群人,为何选择“消失”?或者是怎么“被消失”的?福赛尔认为,他们最终接受了一个事实:自己是世界上的极少数,无论多么成功,都永远不会被世俗接纳。
聪明人会选择沉默,却还有一些倔强到“愚蠢”的人,终其一生顽固地“拒绝退场”,一遍遍叙述着被人遗忘和围攻的思想——曾激发个体活力,让现代文明崛起的秘密,而他们也遭遇着“形象的坍塌”
这些人中,哈耶克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:与他的老师米塞斯相比,哈耶克是幸运的——有生之年他看到了自己的部分思想和预言成为现实;与很多抱怨自己生不逢时的思想者相比,哈耶克是不幸的——他比谁都清楚,过去、未来的多数时代,自己的思想永远逆耳,注定孤独。
▍哈耶克:现代文明最危险时刻的见证者
哈耶克及其老师米塞斯,一生中遇到过最多的指责是:你们过时了。
一百年前就被这样说,一直说到现在。
百年指责的的背后,是被误读的历史真相:这一百年间,自由主义始终命运多舛,2020年代我们感受到的价值坍塌,其严重程度还远不如1920年代。
● 失控的世界,
正在呼唤控制的力量和斗争的哲学
灾难与失控,是整个20世纪的历史底色:
· 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,曾不可战胜的西方变成一片废墟。——西班牙大流感的失控,让欧洲各国政府的颜面扫地。
· 大萧条的肆虐,让资本主义一度失去了最有说服力的广告:繁荣。
· 美苏冷战,让世界为两种“终极真理”而彻底分裂和站队。
西方曾深信不疑的自由主义,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随后,这些巨大的失控,让时代相信另一种“灾难叙事”,从而呼唤“解决灾难”的两种力量:
斗争的力量。消灭国内外“制造灾难的敌人”,通过对外战争制造“民族复兴”的集体目标,从而转移内部问题;通过对内斗争,寻求财富再分配。
控制的力量。幻想通过大政府甚至计划经济,实施强有力的控制,永远解决“灾难的失控”,并将暴力掠夺的财富永远固化。
这些愿望在灾难叙事下,不断作为新的解决方案,挑战自由主义这个“过时的叙事”,最终的结局,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大行其道。于是失控之后,又是另一次失控,背后则是控制的步步加深,和灾难之后更大的灾难。
● “被污染的自由主义”:
新政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
19世纪是崇尚理性与乐观的“黄金时代”,受激进思想鼓舞,各种新式的哲学和历史观念纷纷兴起,然而,正如阿克顿勋爵所嘲讽的:“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,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,就是没有自由。”
学者周濂则总结道:到20世纪20年代,“自由主义”一词的含义已被篡改,欧洲左翼崛起,以平等、科学、进步的口号,自命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,重写了这一定义,成为新政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符号。
哈耶克说的更为直接:“英国人赋予世界的政治理想,已经变得陈旧不堪(指凯恩斯主义),成为一件可耻的东西。”
追溯到《大宪章》,洛克、孟德斯鸠、麦迪逊等让英美崛起的文明传统,日益被边缘化,在文明日渐式微的20世纪,只能以“古典自由主义”的名字,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对峙。
对这种现状,哈耶克愤然割席,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任何一方,并给自己贴上了“不悔改的,柏克式的老辉格党人”的标签——一个古老到几乎被人遗忘的传统。
● “被背弃的自由道路”
当谋求斗争和控制的时代愿望,被各种新式理论包装后,就成了一个个新的解决方案,于是在哈耶克的年代,自由主义溃不成军:
· 欧洲大陆在抛弃自由主义。米塞斯于1923年出版的Socialism: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中宣称,“乌托邦主义正主宰着时代精神……自由主义正在失败”。
随后,大半个欧洲先后落入纳粹德国和苏联手中,曾孕育了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辉煌文明,在灾难和控制中凋零。
· 英国,从思想到政治都被左翼攻陷,古典经济学曾经的圣殿——剑桥大学被占领,成了左翼大本营。“新剑桥学派”领袖罗宾逊夫人,正是东方世界六七十年代激进运动最忠实的支持者和辩护人。
赢得二战的保守党人丘吉尔被英国民众用选票赶下台,随后,英国由左翼政党长期执政,在随后的三十年间,国有化和高税收的政策,让英国彻底失去了过去百年的荣光。
· 在美国,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,头号大牛萨缪尔森在其权威教科书中,夸大苏联增长率长达二十年,并在1989年公开表示:“与许多怀疑者的信念相反,苏维埃经济证明了指令性经济不仅可行,而且是兴旺发达的。”——两年后,苏联解体。
对此,哈耶克痛心的感慨:“我们把阿克顿勋爵和托克维尔的警告忘得一干二净……我们正在和西方文明的整个演进历史鲜明决裂。”
▍哈耶克的对手,究竟是谁?
哈耶克及其老师米塞斯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,一生树敌无数,并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长期被边缘化。然而,很少有人能看清楚,哈耶克的对手到底是谁。
● 表面的对手:
三大“主流”思潮
在最能代表哈耶克学术水准的《科学的反革命》一书中,他批驳了三种深刻影响世界的思想:
· 乌托邦主义:以平等为核心价值,主张全被压迫者团结起来,用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,失去的是枷锁,得到一个新世界。法国大革命、俄国革命是乌托邦主义在欧洲的实践。
· 凯恩斯主义:主张政府以宏观调控的方式,干预经济。带来了欧洲和美国的大政府和货币政策。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论战,也是西方经济学的世纪缩影。· 建构理性主义,代表着席卷世界的唯科学主义,是“自负的知识阶层”滥用理性,试图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。在哈耶克和波普尔为此展开的论战中,索罗斯评价:“我把自己看作是波普尔的信徒。然而这一次我却站在了哈耶克一边。”在哈耶克看来,“新进的自由主义者们,自由观念往往是最差的,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反对‘市场的弊端’,幻想自己在为大众说话”。◎ 知识分子“高尚而危险的自负”与“捍卫想象的手段”哈耶克对知识分子的状况深感痛心:“知识分子对理性的滥用,不可避免的对人类各种制度做出错误的解释……它仅凭自己的力量,就能建立一个新世界,新法律,甚至全新的纯洁语言。这些学说的错误显而易见,却支配着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,也支配着文人们、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的思想。”这些知识分子沉迷于理性和抽象规则,试图构建理想世界,在乌托邦中解决一切问题,唯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——人类的一切良性秩序,都并非来自理念的强加,而是从社会传统中生长而出来的,其根基是在法律边界之内激发的个体活力。这就是哈耶克一再强调的“自发秩序”,与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美妙理论相比,它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。然而,这个世界最缺的就是常识,特别是在那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群体中。在这一问题上,与哈耶克一脉相承的当代思想家托马斯·索维尔,在其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中写道:让那些知识分子冲昏头脑的,是不承担责任的“正义感”,无底线的“良知”,“高尚而危险的自负”,让他们对自身错误彻底无视。“一个人为他的理想所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撒谎”。随后,“为了捍卫想象而不择手段”。一套危险的理念,总是潜藏着利益诉求,以及自我实现和扩张的隐秘渴望,它以两张面孔出现:· 提供诱惑而危险的承诺,以迎合大众,制造流行,带动思潮。因此,它总是提供控制的理由,让权力有借口深度插手个人边界;它总是以平等、革命、胜利等美好口号出现,也打开了群众运动的阀门。然而,那些许诺人间天堂的人,除了地狱没有搞出任何东西。当人们不能主宰自己的智识时,就往往受令于他人,结果是——少数人的无耻,放大了多数人的无知;多数人的无知,鼓励了少数人的无耻。如果说,知识分子创造和捍卫了危险的观念,那么它在世界上的流行则来自某种合作:权力挣脱制约的冲动,和大众的盲目。在《致命的自负》一书中,哈耶克承认自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,相信文明中的问题,源自人类本能和理性的冲突,尽管结论和弗洛伊德全然不同。· 文明在扩张中形成的秩序,鼓励人们使用理性和逻辑,不断收集信息、利用资源,形成合作的规则,带来传统、法律、财富、理性、科学、艺术等文明成果,但它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,更深藏着危险的陷阱。· 人的自然本能,即人类的原始欲望。在弗洛伊德看来分为两种:一种是“生本能”,是生存、发展和爱的力量,是潜伏在生命中的一种进取、建设和创造性的力量;一种是“死本能”,是毁坏、攻击和侵犯的冲动,是一种与生俱来的,要摧毁秩序,回到前生命状态的冲动。正如柏拉图所说的:“在我们每个人中,即使是最平凡的人,都有一股野蛮,凶残,目无法纪的力量正在蠢蠢欲动。”而人类的一切问题,来自文明秩序和两种不同自然本能的结合,从而诞生了两种贯穿整个历史的游戏规则:好的规则会自然扩展,坏的规则也会野蛮生长。◎ 合作的规则,形成契约和创造的社会;暴力的规则,给世界带来破坏目前的制度中,只有市场经济制度长期带来了良性结果,它用文明秩序鼓励了人的生本能,同时利用了人类死本能的活力,并限制了它的危害。· 市场制度鼓励人们生存、发展、创造和爱的生本能。· 市场制度利用了人们好斗的死本能,将其活力用于市场竞争和建设,并严格限制在文明框架内,如法律规定的人的自治边界。· 市场制度把人类的集体主义本能限制在有限范围内,如家庭、社区和企业,避免将冲突发展到毁灭性的层面,比如民族间的生死斗争。相反,历史中的另一种力量:比如哈耶克在《科学的反革命》一书中批判的客观主义、集体主义、历史主义,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意识形态,却在用理性工具包装人们的死亡本能,让它更具有毁灭性。· 挑起人的死本能:鼓励人们对他人发起仇恨、侵犯和攻击,它总是试图寻找敌人,乌托邦主义寻找内部的敌人,族群主义寻找外部的敌人。· 用暴力原则取代契约原则,作为社会规则,让人们崇拜暴力,相信财富来自掠夺,和平是软弱的象征,契约是对弱者的欺骗和剥削,建设是为了战争和复仇。· 用破坏主义取代建设主义,米塞斯将一切戴着美好面具,却最终带来破坏的观念称为“破坏主义”(如极端平等、复仇正义、极端女权或男权主义),它往往以两种面貌出现:要求财富通过暴力再分配,再以控制永远固化;允许权力全面控制社会,并用暴力侵犯一切私人领域。因此,哈耶克真正的敌人,是人性深处的恶,以及一直鼓励和扩大这种恶的某种历史叙事。不幸的是,在历史的博弈中,这种叙事经常胜利,并带来暴力与死亡的历史,而文明也随之陨落。1974年,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。随后二十年,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被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推行,并带来长达二十年的繁荣,与之相反的历史叙事,在苏东世界随之倒下。等待了七十多年后,哈耶克终于见证了一个人对百年历史的胜利,让人们一度相信,人类的繁荣、幸福和尊严,来自个人自由,而不是乌托邦。然而,晚年的哈耶克,却对人类的前途感到无比悲观。在其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《货币的非国家化》中,尤为明显。哈耶克警告世界:个人自由正在灭失,因为乌托邦的冲动永存于人性之中,人类渴望建立“人间天国”的短视和狂妄不会消失,他们总是拥抱那些承诺“包办一切”的美丽谎言,甚至为此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责任。在《货币的非国家化》中,哈耶克预言,只要铸币权被各国政府垄断,大通胀将成为常态,唯一的破解之道,是打破对铸币权的垄断,让政府以及各经济组织进行自由竞争,即货币的非国家化。对此,牛津大学教授塞尔登感叹:“这些话,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”。事实也是如此,哈耶克的警告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,但在今天却一一应验。一个可怕的事实是,无论过去、现在或未来,哈耶克注定是永远的少数派。汉娜·阿伦特说:“恶来自于思维的缺失……恶泯灭了思维,这就是恶的平庸性。”尽管两个世纪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,雄辩的验证了哈耶克及其思想的力量,但却与人们的直觉和情感完全违背。在哈耶克看来,人类之所以很难适应文明社会,这源自文明的原则,总是和人类最强烈、最原始的本能相抵触,他称之为“不适应扩张秩序的自然人”。◎ 行为经济学证明,独立思考和决策是反人性的,盲从则迎合人性。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曾留下一句话,“人类要独立思考,就像猫要游泳一样,我们可以做到,但我们不喜欢。”这个世界上,很少有人在大脑中能容得下两种思考方式,人们真正能够了解和欣赏的,到头来还是那些与他气味相投的美好承诺,而不是真正的警告。◎ 自由是一种权力,也是一种痛苦的责任。自由是一种权利,但同时意味着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和风险。而大众对市场的恐惧,来自人性深处的愿望:希望被社会“无条件接纳”,如同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的:照顾、免费、无需为自己负责。因此,自由让一个心理上未断奶的人,总是心怀恐惧。这些本能,让很多人拒绝事实——文明的成果,是市场活力扩张的结果,比如:疫情中做出巨大的、基础性贡献的民营企业。要知道,20年前人们还在讨论“一个人光靠网购能否在房间里生存”,而今天,正是网购、快递、外卖、物流、大数据等民营企业,让一切居家隔离政策在历史上第一次变得可能。同时,疫情期间,95%以上的口罩是由民营企业生产的。然而疫情尚未结束,企业家的贡献,却被淹没在一片盲从和怨恨中。随之被妖魔化的,还有四十年来市场经济的巨大成果——一个瞎子都能看到的事实。这和哈耶克在1920年代遭遇的历史叙事何曾相似。哈耶克的对手,迎合人们的情绪,引导对眼前的短暂现象的沉迷,用直觉寻找天堂,从而忽视本质问题。它要唤起原始的本能,调动人性深处基于暴力的观念,以窒息理性的声音,挑战带来繁荣的文明观念,从而吸引两种人:· 在掌握一定知识,但欠缺独立反思能力的人群中,占据优势。· 在只讲感情和利益,不讲逻辑和思考力的人群中,其优势不可撼动。因此,在权力介入、大众狂欢和知识分子傲慢的合谋中,那些乍听美好,但实际虚无的叙事,注定要被大多数人欢呼和拥戴。正如阿克顿勋爵的警告,常常被人遗忘——自由的真正威胁,来自人性深处的恶: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,对财富不均等的怨恨,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,没有信仰者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。这些错误的观念,也是历史最常见的面目,因此总被认为是主流。米塞斯说:“自由主义和乌托邦的交锋中,前途堪忧”。在米塞斯看来,自由主义最大的优势,同时也是最大的缺陷在于:它总是向冷静的、善于平衡的头脑表达自己,采用严格的逻辑,清除任何诉诸直觉和情绪的做法。正如奥地利学派常被抨击为“崇尚私利”,是因为他们清醒的看到:“利益”背后的个人主义、商业逻辑和保障财产权的法律,是一切破坏、仇恨和暴力思想的对手。而哈耶克始终关心的,正是人类的长期福祉。追求真理的人,也尊重逻辑,尊重历史背后的规律,尊重真实世界不可避免的缺憾,拒绝让它戴上漂亮面具。不幸的是,他们常常是历史的少数,甚至成为大多数人的对手。尼采说,“听不见音乐的人,总认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”。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,在不同阶段,露出不同的的面目。错误的观念之所以更受欢迎,因为他们追逐短期利益,迎合大众。然而,在长远的未来面前,历史总是会露出真面目:当凯恩斯面临“印钞带来的长期问题”的指责时,他回答:“长远来说,我们都死了。”作为一位自由左翼知识分子,他至少拥有诚实的品质。相反,那些许诺虚幻的人间天堂的观念,却不得不面临更长远的历史问题——假话无法变成真话。正如林肯所说的:“你可以在某个时段欺骗所有人,你也可以长时期欺骗一部分人,但你绝对无法在所有时间里欺骗全体人,这就是历史。”哈耶克和他传承的古典自由主义,在上百年历史之中始终是“非主流”,然而,却一次又一次的被“翻案”,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历史最危险的关头,告诉世界,他们还未过时。
在观念之战中,试图通过谎言取胜的,即便能获得一时的胜利,却最终无法避免被识破的命运。
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:“真理有望大获全胜,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,而是逐步消灭谬误,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。”而疑心重重的哈耶克拒绝和大多数合谋,因此站在了各种危险承诺的反面。历史的博弈没有终点,大多数乌托邦和族群主义的信徒,或许永远不会改变看法,正如人类的灾难在历史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发生,从未看到尽头。在未来的历史中,也许哈耶克永远是少数派,正如自负、傲慢和迷信,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流。但是,理念的力量,至少能决定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历史中:当逻辑的力量更多一点,情绪的力量更少一点,将是繁荣与和平的时代;当情绪大行其道,逻辑无处藏身时,就是一次次的战争与苦难。每个时代,人类都需要两种东西,引导自己上升的理想,和放纵自己堕落的欲望。在新的历史叙事成为世界主流的21世纪20年代,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读哈耶克——这非老调重弹,而是悬崖前的自我警醒;更非盛世危言,而是努力缔造历史的另一种可能——正如哈耶克所说:观念先于历史,传播新观念的人,是历史的主宰者。作为一位深刻影响了,而且仍将影响人类思想及历史进程的思想家,哈耶克的作品,早已走出学术的象牙塔,成为所有热爱自由,忧思人类命运人士的案头必备书。识别下图二维码,即可一键收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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